随着西藏改革开放的步伐，藏文化逐渐向世人撩开了它神秘的面纱，这其中唐卡画以其鲜明的藏族特点，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，成为中华民族绘画艺术上的一朵奇葩，引起了国内外广大收藏者的注目。

　　一般来讲，唐卡即是绘于布面或织、拼、贴于丝绢上的宗教卷轴画(也会有绘于人皮、动物皮上的)。最初的唐卡画起源于何时？到目前尚无具体的文字记载和实证。但是唐卡画是在壁画的基础上兴起的一种综合艺术，已成为目前人们的共识。唐卡画的特点和给人们的印度最深刻的，莫过于它的宗教性，这是因为唐卡画的题材，基本上是围绕藏传佛教展开的，它的使用是直接为藏区信教群众、信仰、礼拜所服务的，它的制作也是严格按照“造像”量度经绘制的，这可以从近几年原深藏于布达拉宫、雍和宫、故宫现公开展览的精品唐卡得到印证，同时也是笔者近十余年来，所看到的民间收藏的近万幅唐卡后得到的深刻印象。那么，是否可以定论为，唐卡画全部是以画藏传佛教佛像、菩萨等的专门宗教卷轴画，它与中原汉文化毫无干系呢？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。从理论上来讲，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，中华文化也应该是由多民族文化融聚而成，而且是相互交融取长补短的，唐卡画也不能例外。在实证上，则可以从著名收藏家叶星生先生收藏的一幅清代“孔子”唐卡(画面称为智慧之王)得到印证，也可以从笔者收藏的一幅“花鸟唐卡”得到证实。

　　这幅“花鸟唐卡”是笔者15年前从拉萨市冲赛康旧货摊一名白帽子(回族)商人家中收购的，交易过程颇费周折，该商人称此唐卡是从后藏日喀则旧货市场所得。此画长107厘米，宽30厘米，画面上几枝桃花或含苞、或盛开，一只喜鹊居于中央，展翅飞翔，整个画面构图简洁，技法老练，栩栩如生。多年来，笔者曾请教多名著名画家和收藏家，以求真谛，他们均认为这是一幅非常少见的古唐卡绘画。其中一名著名画家认为，“此画常 年为酥油熏染，出自藏家，然其行笔、其设色皆非藏人所作，描法较精，烘染较细，绢质悬古，确非明清所织，花蕾施之铅粉至今未变黑，揣为哈蜊粉也，鸟眼及花瓣勾金追其富丽，当为北宋院体画风、流于民间又与工匠之法融会，何时传入西藏未可稽考。”另一名著名收藏家则认为：唐卡画自公元9世纪从王宫寺庙壁画脱胎而来，经过数百年的发展，到了明清严正声明进入鼎盛时期，此时藏汉文化相互交流甚多，此幅花鸟唐卡，正是当时藏汉文化融会之作。

　　宋代也罢，明清时期也罢，笔者认为均过于笼统，要确切断代，仍需要求实考证。经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，笔者为《红史》上一段历史所吸引，这就是宋末元初，当时的南宋末代皇帝恭帝赵显(南宋亡后，尚有两个小孩子端宗、昺宗帝又延续了几年，但南宋的体制于1276年)于临安奉表降元，由当时的元朝皇帝忽必烈降封为瀛国公。公元1288年为了隔断这位已19岁的南宋末代皇帝与中原的联系，元朝皇帝忽必烈采纳了“帝师”——来自西藏后藏工商界人士寺的教祖的建议，将赵显贬往菩萨寺学法。由于赵显毕竟是当过皇帝的又被当朝封为瀛国公，所以当时的随行人员中就包含了一批当时著名的汉族书画匠人。据说，这些汉区书画匠人的进藏，给藏区的唐卡绘画带来清新之风，山水花鸟才进入唐卡画面中，与此同时，这批汉区书画匠人也吸收唐卡画于布上，采用藏区特有的颜料，以便于长久保存的特点，这才出现了专画山水花鸟的布质唐卡绘画。

　　当然，笔者将收藏的这幅“花鸟”唐卡断代为宋末元初，仅仅是一种分析推测而已，不足为证，下一步还需要运用碳十四的检测方法对画布会民族，唐卡绘画不完全是宗教绘画，其中也有反映世俗生活和人们对自然美的向往的唐卡画，而这批唐卡画正是藏汉文化交流、融会的结果，是中华民族文化源于多民族文化的实证。